即，全球暖化与粮食转为生质能源的产能缩减的因素才是造成粮价上涨的决定性原因。
后进国家虽力量不足，但由国家集中力量设立大型企业，在形式上不难做到，只是要成功则很不容易，相关的奖惩、监督与制衡机制更为重要。熊彼特理论指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小型企业没有力量做研发，研发与创新必须是由大型企业依靠垄断性利益才能进行。
换言之，让国营企业多扮演一些角色，帮助了压低大财团在台湾经济的比重，国营企业不是如现今自由市场派人士所言的一无是处。不过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仍是企业进行研发与创新的主要动力。先进国家已经处在先进位置，不再需要国家强力来推动工业化，但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竞争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反拖拉斯法则成了帮助维持垄断与竞争之间平衡的一种机制。干预的形式、内容与目标，则应该随着发展的阶段与需求而变化。著名经济学者熊彼特则是从另外一个动态的角度看，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盛所依靠的，就是资本追求利润的动力所带来不断的创新，也就是他著名的──创造性破坏，企业惟有创新才能得到垄断利润，有了垄断利润才能有能力进行研发与创新，因此他认为短期的垄断给社会所带来的损害不单有限，并且是必须的，如此才能有长期生产力的进步。
朴正熙时代的工业化策略，主要是依赖扶植大型且多营化的财阀，来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品。金大中政权在金融危机中开始掌权，虽然在政治上是个弱势政府，并且不断被贪污丑闻所困，但是，在危机的后续处理上，他显现了相当的魄力，对财阀以及金融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大幅引进外资的措施甚具争议，但韩国的经济确实迅速好转。两个小时的采访，在徐徐打开中国加入WTO谈判这幅历史的画卷时，龙永图向我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也让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脆弱，一个受到过伤害的人的忧郁，虽然他的外表依然如同常人们见到的强势。
针对当时大家的争论，中央做出这么个决断，觉得这还是对统一认识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你再扯利，再扯弊，可能扯1000个弊，也可以扯出1000个利，如果利大于弊才能谈，利不大于弊，还谈什么？这不是折腾么。另外新总统上台要重新组织谈判班子。后来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以，朱总理访美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势。
克林顿对朱总理讲，我对国内存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尴尬。能谈谈体制的问题吗？龙永图： 关于体制的问题，美国的贸易谈判是由总统贸易谈判办公室负责，它直接受总统的领导，而且是总统授权的。
这个决断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辩证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朱镕基总理多次见面的龙永图，越来越觉得拉近了与朱总里的距离，这种相互信任导致在11月15日那天，事关中美谈判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电话。所以，当时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是，如果参加，会对我们的出口有好处。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参加关贸总协定，我们在纺织品贸易方面会吃亏。
龙永图：当时我们对谈判当中到底采取什么办法，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里面就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大决策应该是小平同志做的，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才使得我们应用到谈判中。您能不能谈谈关于决策过程所谓民主与集中的这个问题吗？有人说中国加入WTO的决策是黑箱作业，没有充分地听取各个部委的意见。
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或者名正言顺地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都没有。现在看来，中美战略合作对话已经升格在王岐山副总理的层面，要有更高层次的人来协调各个部门的人，才会形成统一的观点，进行有效的谈判。
我们倒没有做出这么大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这场谈判最后能不能谈成，政治因素起决定的作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
9点半左右，朱总理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总理的电话。当时吴仪同志也挺难的，她怎么去指挥这些部门呢？吴仪同志协调能力很强，她有人格的魅力，所以其他部门还听她的话。但是让徐秉金想不到的是，刚刚联系好了，龙永图秘书的电话就来了，说龙部长那天正好有个外事活动，看看能不能让朱总理把时间改一改？这能改吗？这是总理呀。改写中国加入WTO的日期是自然的，也许还有更坏的结果。有人说龙永图敢于拍板，这也难怪，所谓艺高人胆大嘛，面对专业的技术文件，不真正了解水有多深，紧要关头是难以下决心的。朱镕基总理果然谈成了。
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就谈到这个观点。我们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出发，先是参加了多种纤维决定，然后开始决定申请复关。
第一个阶段花六年的时间谈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的决策解决的。并说，这不是我朱镕基的意见，这是江总书记的意见，是中央常委们的意见。
在朱总理访美之前我先去了美国，说老实话，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来讲，与美国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还有几个需要高层决定的问题悬而未决，等待朱总理到美国后拍板。怎么开始呢？《21世纪》：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我在电话中对您讲了。
《21世纪》：涉及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您今年有两个公开的讲话。朱总理到华盛顿后，克林顿对朱总理非常热情，请他去白宫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参观，而且做了很好的准备。江主席提出了趋利避害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经过努力可以把弊端减到最小的程度，把有利的方面扩大到最大，甚至把坏事变好事。这个决策是小平同志的功劳，是中央十四大的决定。
我们有总理的授权吗？没有。2006年7月16日，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开幕时，俄罗斯曾希望在圣彼得堡结束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布什总统没有为俄罗斯入世背书。
当时党中央确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小平同志所讲的机遇稍纵即逝，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直到11月15号上午，朱总理参加谈判，我们才知道抓住了最后的机遇。如果谈成了，龙永图不会成为功臣，因为他犯了官场中越级的忌讳，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写到，党员有权越级反映问题。
朱总理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从那以后，融入西方体系不再是莫斯科的优先选项，从2007年起，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与以前完全不同了。
龙永图：你说的是在贸促会的发言，那个是官方文章，还有报纸登出来的关于世贸精神的。在1992年9月份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假设，如果龙永图没有给朱镕基总理打电话，如果朱镕基总理没有下决心亲自到谈判现场，人们看到的将是一份双方的共同起草的所谓声明，自然也就没有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的结果。因为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的部门，从进口关税讲，涉及到六千多种产品，要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因为不同国家重视的产品不同。
我认为决策过程应该分两类：一类过程是对大的形势的判断和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中国决定恢复关贸总协定，就是复关，那是在1986年，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决定改革开放以后才可能有这个举措，另一类是在大决策之下，才有复关、入世等的小决策。重要的是结果：至今俄罗斯仍旧未能入世。
1992年10月份，我们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大会上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但是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访龙永图费了一番周折，从他同意接受采访到见他，我等了三个月。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在谈边界的时候就给大家讲，现在俄罗斯人提出黑瞎子岛，我们不同意或者是什么的，全国不就乱套了吗？肯定是要通盘考虑，因为对外谈判是有一定保密性的，也不能够完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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